赵圆道：那不就是我们学校么，傅莲时，我真羡慕你。”
傅莲时把报名表拿过来，抬头果然就是他们学校的名字。赵圆惊叫一声：“这下看廖蹶子还有什么好说的！”
其余几人不知道廖蹶子是谁，赵圆便把来龙去脉解释了一遍。大家听了都很是义愤填膺，曲君说：“好在你是卫真乐队的人了，到学校里演出，反而要给你钱呢。”
傅莲时忍俊不禁，想，廖蹶子肯定要气死了。心里有点上不得台面的激动。
“现在乐队没有新歌，”卫真说，“校庆也就两天后的事情，没什么时间排练了，只能唱昆虫的歌。”
吉他和鼓手都是慕卫真之名加入的，傅莲时虽然更钟情“飞蛾”，但也算是昆虫乐队的粉丝，自然没有异议。
卫真把报名表拿过来，大家围拢在一起，看他在表上写了几个书名号。
最后剩下“表演者”一格空着。卫真看向鼓手：“还有一件事，就是要给乐队起名。高云起一个。”
“有个别的乐队叫‘超载’，”高云说，“那我们就叫‘失真’吧。”
超载和失真都是效果器上写的东西，卫真觉得拾人牙慧，不太满意。曲君接话说：“有个乐队叫‘黑豹’，颜色加动物，你们叫‘小青蛙’。”
“难听死了，”卫真道，“像唱儿歌的。”
“前门大桥下，”曲君道，“就是正阳桥，游过一群鸭。”
卫真看向吉他手：“贺雪朝是高材生，你说叫什么？”
贺雪朝戴副眼镜，高高瘦瘦的，很有书生气质。闻言说道：“我学化学的，想不出来啊。叫‘共价键’。”
曲君道：“叫‘小肽键’乐队。”
傅莲时笑了一声，卫真不满道：“你笑什么，你起一个。”
傅莲时压根没想到能选上，更没考虑过乐队起名的事情，脑袋空空如也，信口说：“叫‘飞蛾’。”
曲君一哑，居然没往下接茬。卫真长叹一声，说道：“我还有个办法。你们有没有听说过，披头士有首歌是翻书写出来的？叫做《While My Guitar Gently Weeps》。”
传说乔治哈里森读《易经》，看到书中说万物皆有联系，便决定随便翻一页书，给看到的第一个词写歌，于是有了这首名作。
卫真道：“我们也照这个办法取名。高云，你说翻几次？”
“三次。”高云说。
“你说要几个字？”卫真看向贺雪朝。
“两个字。”
卫真指着角落书架：“傅莲时，你去挑一本书，拿过来。”
这是个半人高的木头架子，多数码置没有放书，反而放了义甲、胶带、笛膜、阿胶之类零碎事物。傅莲时扒拉半天，找见一本音乐书，还有一沓杂志。
要是拿音乐书，翻出来叫什么“靠弦乐队”就太难听了。
反而杂志堆里的《小说月报》，简直是他的贵人。傅莲时对它很有好感，抽出来问：“老板，拿这个可以吧？”
“你们的乐队，”曲君说，“自己看着办。”
傅莲时于是选了那本《小说月报》。卫真拿书，珍而重之翻了三页。翻到一篇连载的武侠小说，打头二字是主角的姓名“东风”。
“这个好听，”贺雪朝说，“东方刮来的风，听起来要出国了。”
卫真对这名字也很是满意，大家全票通过，在报名表写下“东风乐队”。
过完周末就是校庆了，事不宜迟，大家商量完报名表事宜，回到楼上排练。
念及东风是新乐队，没有默契可言，卫真填的都是简单好练又耳熟能详的曲目。《顺流而下》不必说，傅莲时快要能倒着弹了。另外二首留神记一记贝斯的旋律，也能弹个八九不离十。
练到三首歌都很顺溜，不会犯错，傅莲时也再不会忘记“靠弦”了，卫真才终于松口。
这时已是傍晚，赵圆要到签名，早已经回家。高云住得远，贺雪朝要回学校宿舍，两人搭伴赶巴士，也匆匆走了。
转瞬之间，排练室只剩下卫真和傅莲时。
见他赖着不走，卫真道：“我很凶么？我这人就是讨嫌，没办法。”
“还好吧。”傅莲时道。
“我以为你是想说这个，”卫真锁上二楼铁门，“今天吼了你。”
傅莲时是有别的事情想问，又怕问得不合时宜。他跟在卫真身后，走了一段楼梯，才开口道：“卫真哥，昆虫为什么解散了？”
“因为……”卫真斟酌道，“太年轻气盛了。”
“吵架了？”傅莲时小心问。
黑暗里“嗒”的响了一声，傅莲时不知道那是什么。
过了一阵，烟味飘散过来，他才想到是打火机的声音。
卫真说：“没有吵架。”
“那是淡了。”
“也不是淡了，”卫真说，“有些事是身不由己的。”
昆虫乐队名噪一时，写歌和演出赚得很多，按说不会被别人看轻了。
不是吵架，也不是失去激情，还有什么事能让乐队分道扬镳呢？
傅莲时越来越好奇，但看卫真不打算往下说，他也不好再问。
下到一楼，傅莲时又说：“卫真哥，那你知道飞蛾去哪了吗？”
卫真回过头，奇怪地看他一眼。傅莲时解释道：“我不是想找他。”
“既然不找他，”卫真道，“你问这个干嘛？”
傅莲时说：“别人都有消息，听说都组新乐队了。”
只有飞蛾好像被落在后面，孤零零留在两年前，留在那张模糊的录像带里。
“哦，”卫真说，“那是好奇了。”
傅莲时笑道：“也不算吧，我觉得他是真正的天才，希望他过得好而已。”
两人彻底走下楼梯，曲君难得没有看书或者看报纸，而是拿着一根笛子，左右摆弄，也不吹。卫真道：“有没有问过曲老板？”
曲君没作声，想必已经听见他们说话了。傅莲时说：“问过一次。”
“如果曲君哥都不知道，”卫真说，“我就更不知道飞蛾在哪了。”
上回曲老板含糊其辞，傅莲时还以为他和飞蛾不熟。但今天听来，倒好像曲君才是飞蛾的朋友。
“要问过得如何嘛，”曲君慢悠悠说，“不好不坏吧。别的我就不懂了。”
不好不坏，究竟是好还是坏呢？不知道飞蛾在哪，又从何得知这个“不好不坏”？
这话像在敷衍，傅莲时有点儿泄气。
飞蛾简直不像人了，像梦中的幻影。因为录像带里的飞蛾模糊缥缈，所以当他走近自己的生活，形象也是如此若即若离。
“好吧。”傅莲时没再追问。
他挥别曲君和卫真，走到外面街口。小楼每扇窗子黑洞洞的，唯独琴行亮灯，像长在楼底的心脏。
卫真的话被他翻来覆去咀嚼。昆虫乐队也会“身不由己”地解散。
当年昆虫的几个人，年纪都在廿三、廿四岁，今年该廿五廿六了。原来长到二十多岁，还是身不由己。
不知道他在外奔忙的父母、学校里作威作福的廖蹶子、永远站在台上训话的校长，还有把贝斯弹得坚定又自由，像灯塔、像破晓一样的飞蛾，他们是否也经历过迷茫的时刻？有一瞬间傅莲时觉得，长大不过如此而已。
